堕胎关涉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宪法并没有禁止各州公民监管或禁止堕胎。

在此之后，只能基于特定理由堕胎。[10]二、多布斯案判决对罗伊案的否定在半个世纪后，罗伊案裁决最终还是难逃被推翻的命运。

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指出，获得安全、合法和有效的流产的权利，深深植根于国际人权法。1985年，西班牙宪法法院也判决了堕胎案。由此，在未来，如何精准实现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厘清相关表述的内涵，值得相关部门深入研究和仔细斟酌。但是，成员国的这种自由裁量余地并非是绝对性的，而是有限制的。[14]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S.479(1965).[15]Moore v. City of East Cleveland, 431 U.S.494(1977).[16]Cruzan v. Director, Missouri Dept of Health, 497 U.S.261(1990).[17]Nixon v. Administrator of General Services, 433 U.S.425(1977).[18]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Versus Living Constitutionalism: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the Great Debat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9, vol.113, Issue 6, pp.1250-1260.[19]郭晓飞：《文本、历史与先例：解读美国堕胎权的生与死》，载《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4期，第37页。

要么，多数派大法官们并不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推理。有人讽刺说：美国从此将一分为二，不光是依据州（允许堕胎和禁止堕胎），而且是依据钱（有钱堕胎和没钱堕胎）。一方面，大部分是私法规范，一方公民拥有作为民事权利的财产权与人身权，另一方行政主体依法作出或不作出行政行为，民事权利的取得在行政行为作出或不作出的时间节点前，当行政行为限制了公民既得的民事权利，公民自然可获得诉权（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犯）。

笔者立足于中国行政法学的基础性工作分析，揭示过去我国行政法上通行的权利观念（本文称之为既得权观念）与如今的请求权观念二者在法律适用上的差别，并通过引入基本权利的方法使得两种权利观念的对立得以消解，从而明确公法上基本权利与行政法权利的双阶互动体系。第一，就行政法本身而言，相对人可以从行政行为依据法律规范导出形式上的请求权（请求依法行政的权利）主张保护，但这种形式请求权需要与基本权利结合才是真正的实体请求权。[26]其一，如果站在行为不法说的立场，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的违法性认定标准确实是统一的，此时行政诉讼中只要行为合法则一律不成立赔偿责任（即便权利受侵害，也只能通过国家补偿程序对特别牺牲部分予以救济），只有行为上违法+结果上侵权两个要件同时具备才成立国家赔偿责任。那么，旧法存续是否是一种应然要求？从任何实定规范上看都没有这种规定。

此外，行政行为理论从定义上就规定行政行为具有调整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侵害（限制）权利是其内在属性，[1]况且变更甚至消灭民事权利的所谓私法形成性行政行为[2]也是行政行为的一种经典分类，正因为要讨论这种权利侵害的合法性，侵害保留原则才得以成立。然而，也有在新法出台后便都要适用新法（如自由经营改为许可制或一律禁止，备案制改为许可制等），不延续旧法下既已获得的既得权的情况。

（三）基本权利与行政法请求权的双阶体系由于既得权观念可以置换为宪法基本权利，后者不仅可以替代前者，实际也是前者思想的实定法化，运用起来更直截了当。[25]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411号行政裁定书。当描述依法行政就是保护权利的场景时指的是不侵犯行政法请求权，当描述行政法乃至行政行为依法减损权利的场景时指的是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德国，以既得权来理解行政法上的权利观念是德国国家法学发达前的古典立场，而在国家法学发展起来后，请求权式的权利观念（向国家主张某种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占据了权利观念的主导地位。

最后，日本学者小早川光郎在其著作中否定了布勒-巴霍夫理论中的请求权是一种真正的实体请求权的主张，批判其概念暧昧不清，并在后续探究中试图从其他地方而不是行政法本身寻找相对人的实体请求权构成依据。[30]参见[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70页。三、权利观念对立的消解行政法权利的理解方式不同会导致具体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巨大差异，这一差异甚至会影响行政法学的整体定位。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时依的法尽管是基本权利具体化的行政法，但此时基本权利已经融入行政法律规范本身，成为行政法律规范中保护和侵害的各种利益。

进入专题： 权利 利害关系 基本权利冲突 既得权 合法权益 保护规范理论 。[11]行政法上的自然权利观念，参见湛中乐、康骁：《行政行为与权利背后的理论立场——评许山河案》，载劳凯声、余雅风、陈鹏主编：《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8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7页。

[29]安念潤司「取消訴訟における原告適格の構造（三）」国家学会雑誌98巻11·12号（1985年）875頁以下参照。3.行政法请求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一方面，就第三人权利来说，第三人的行政法权利本质上确实是基本权利，但这种原则上、理念上的基本权利需要下位行政法律规范予以具体化形塑——如果不存在公权力行为本身，也根本谈不上基本权利冲突三角关系的发生，因而基本权利教义学中的自由限制—自由保护框架通过行政法律规范具体化为了行政法上的相对人—第三人利害关系框架。

因此，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是法律保留原则主观化与基本权利结合的实体请求权。[15]参见赵宏：《规划许可诉讼中邻人保护的权利基础与审查构造》，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3期;王天华：《主观公权利的观念与保护规范理论的构造》，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1期;王贵松：《公权论的中国变迁》，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当然，行政法上为基本权利限制遭受的损失提供了旧法存续与国家补偿的补救措施。如果认为公民可以向行政主体主张不得侵犯自己的民事权利或既得的特权资格，那么这就意味着对行政主体施加了既要依法行政，又不得侵犯公民私权的双重义务，且所谓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本身也无法成立了。此时，权利侵害要件与行政行为违法性要件联动了起来，如果行政行为合法就意味着请求权受侵害不成立（加害行为没有落在保护范围内），行政行为违法则意味着请求权受侵害成立（加害行为落在了保护范围内）。相反地，请求权观念本身无法说明国家补偿中的合法侵权逻辑，合法权益受到损失不可能是行政法上的请求权受到损失。

换言之，合法侵权、违法侵权是行政诉讼的两种可能结论。只不过传统宪法学较关注的基本权利侵害形式（要件三）是立法，而在行政法中成为问题的更多是具体行为，因而这种等价性较易被忽视。

本文为取得最大共识，忽略了这种表述。[35]其二，就私权中的人身权来说，一方面，身份权与上述财产权类似，尽管婚姻、继承等需要民法规范来对权利的取得方式或合法要件予以认定，但如果要向依法行政的行政主体主张某种身份权不受侵犯，只能依据宪法条款（如《宪法》第49条）。

[49]近来，有学者区分影响力与约束力，将立法工作中基本权利的指导称之为影响力，排除在规范意义的效力也即约束力之外，可供参考。因此，保护规范标准本质就是基本权利非目的性、间接性侵害的范围限定标准，同时也是这种基本权利结果侵害的归责理论。

然而，尽管在行政法学理论基础论争中公民权利被置于学科体系的至高地位，但这种权利本身的性质、来源等却是模糊的——有时指代宪法基本权利（如自由权、社会权），[7]有时笼统指出公民拥有权利与自由[8]。而在请求权观念下，公民是否拥有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认定依据是行政行为依据的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如果行政行为合法，则不属于权利的保护范围（请求权侵害不成立）。即随着近代德国国家主权的强化，中世纪既有的财产结构不断被变革，彼时所谓既得权不可侵犯的命题，同样是基于先规范与后规范时间先后逻辑而提出的。其一，就私权中的财产权来说，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部门法，民事财产权是向平等主体主张的权利。

与此相对，请求权观念则大不相同，行政诉讼成为权利主张的给付诉讼，客观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与主观的权利义务纠纷解决同质——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就是审查是否应当满足及如何满足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实体法式思考）。[48]当探究第三人对行政主体有怎样的主张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时，首先应当从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规范本身而不是基本权利导出（保护规范理论）。

从规范上说通过民法解释无论如何也无法证立作为公法的行政法要同样保护私主体的财产权，公权力依法限制甚至消灭财产权的例子比比皆是。诉讼法式思考将行政法上的法与权利割裂，行政主体履行依法行政义务与履行公民权利对应义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往往并不受后者拘束。

一方面，就行政行为相对人来说，既然所谓相对人就是行政行为的意思表示对象或法律效果对象，那么相对人被行政行为实际影响的就是基本权利本身，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犯在相对人场合指的是基本权利受行政行为侵犯。现实中，权利的规范来源是没有限定的。

从结论上说，宪法基本权利与行政法请求权是公法权利体系的两个阶层，看似对立却是互动的关系。[16]德国学界在使用既得权一词时，多指代起因于契约、交易、时效等获得的私有财产权，以及通过特许状、行政决定等获得的某种特权与资格，这些权益都是在特定国家权力行使之前合法取得的，国家权力与私人既得权形成对峙是基本的公法结构。[47]平等权、受益权与行政法利害关系的结构也是一致的。第二，在保护规范理论的实体请求权观念下，权利是否成立也即公民是否拥有某种权利，取决于特定行政行为作出或不作出所依据的行为规范。

保护规范理论实际是对合法权益认定本身融入了规范目的理论。此外，这些基本权利规范的保护范围、侵害认定、侵害正当化等内容相当丰富，并非空洞无物的宣示。

[20]参见黄宇骁：《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关系之辨》，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2期，第113-114页。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改为许可制后，既有机构的备案并未得到存续（《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6条第2款）。

行政法请求权的本质是基本权利，但基本权利已由下位法具体形塑，无法直接适用。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定义的既得权概念已经跳脱了上述德法两国的特定历史背景，并不纠缠于学说史与制度史，两国因自身的历史、制度差异，对同一概念加上了不同的功能取向。